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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要在肿瘤病人身上做得太多

核心提示:目前肿瘤治疗的现状是:在抗癌过度的同时,对姑息支持、生命关怀远远不足;对“身”处置过度,对“心、灵、社”关注不足。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,肿瘤治疗尤其如此。当前,对中晚期肿瘤的治疗手段繁多,良莠难分,效果迥异。在如此“乱世”之中,医生的头脑应保持冷静——肿瘤治疗的疗效和预后虽然难以预期,但目标不能紊乱。
 

  指导专家: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助理、副秘书长 刘端祺

  “永远不要在病人身上做得太多”。这是希波克拉底给后世医生留下的警世恒言。

  对肿瘤病人而言,他们在面临尊严恐惧、社交恐惧、账单恐惧之外,还存在另一种在死亡线上挣扎的“就医恐惧”。为此,肿瘤科主任医师刘端祺提出对肿瘤进行“适宜治疗”的理念。他表示,这固然是一个医学专业问题,同时也是一个肿瘤工作者如何看待生命、如何看待患者的伦理道德问题。——编 者

  1 “我算是找到‘人为刀俎,我为鱼肉’的感觉了”

  几年前,也是在肿瘤防治宣传周期间,我到一个城市参加抗癌大会。在前往会场的途中,出租车司机听说我要去肿瘤医院,便不无幽怨地说:“这条路我太熟了,我母亲就在肿瘤医院治了好几年,最后落得个人财两空,拉的‘饥荒’到现在都没还清。”我把出租车司机的这番话带到了当天的会议上,引起了与会者的议论和深思。

  第21届世界抗癌联盟大会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:“预防可以预防的肿瘤,治疗可以治疗的患者,通过体系加以实现。”这一口号的潜台词,其实就是“不要在肿瘤病人身上做得太多”。

  “永远不要在病人身上做得太多”。这是医圣希波克拉底给后世医生留下的警世恒言。事实上,过度医疗不仅伤害了患者,对医生职业的尊严和本应得到的社会尊重与信任也造成了重创,直接使患者对当下种种医疗行为产生“恐惧感”。他们在面临尊严恐惧、社交恐惧、账单恐惧之外,还存在另一种在死亡线上挣扎的“就医恐惧”:他们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生,却仍然不得不花费精力,执著地识别、规避现行落后的医疗理念可能给自己造成的身体伤害和精神损失。

  日益发达的互联网也常常传递出肿瘤病人的无奈。我的一位中学同学几年前查出患有肿瘤,他临终前给我发来一封邮件。他说:“这些年,我算是找到‘人为刀俎,我为鱼肉’的感觉了。每天,我都要和来自医院内外的五花八门的忽悠‘斗智斗勇’。就要走到尽头了,这样的生活却不值得留恋。”

  一位网友在微博上说:“从诊断为肺癌那天起,半年了,我壮硕的父亲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!先手术,后放疗、化疗。随着一个个疗程的推进,恶心、呕吐、疼痛、失眠很快把父亲折腾得脱了形。医生却总是告诉我们,瘤子有缩小,治疗有效果,‘不要走开,下集更精彩’。”

  当然,如果把当前肿瘤治疗的弊端,完全归结为医生在利益驱动下不计后果地实施过度治疗,也是一种对复杂现象简单化的偏颇解读。实际上,过度治疗并不是事情的全部和主流。毕竟,遏制过度治疗是一项系统工程,其根基在于改变医患双方乃至整个社会的理念,而改变理念比弥补硬件上的缺陷要复杂得多。

  2 “过度医疗要挑战它太难,支持它又太容易”

 

  何谓过度医疗?美国心脏病学会给出的定义是:医生违背医学规范和伦理准则,脱离病情实际需求,实施不恰当、不规范、不道德的医疗行为。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曾直言,“过度检查和医疗是美国医学界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”。他们预言,如果目前的趋势保持不变,到2019年,美国卫生保健支出将达到4.3万亿美元,占全国GDP的19.3%。尽管癌症医疗护理的开支在国家的卫生保健经费中占的比例不大,但它的成本上升非常快,同时随着人口老龄化和患病人群的增加,情况会越来越严重。

  当前医学技术不分青红皂白地被过度使用,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。“技术至上”盛行,医学与人渐行渐远,技术和市场“绑架”了医学。韩启德院士曾举例说明了这一点:“20年前,胃癌诊断只需440元,而现在基础诊断需要2830元,如果运用最高端诊断技术所需的花费则上升至8000到1万元;胃癌的化疗从20年前的每人次平均100元提高到现在的15050元。虽然诊断的精度提高了,化疗的副作用减轻了,但调查显示,胃癌5年生存率并没有显著提高。”

  2010年4月,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正式批准了一种肿瘤生物治疗药物,临床应用的统计学结果显示其只能延长病人4.1个月的生存寿命,却要付出约合人民币30万元的高昂代价。该公司印发的药品宣传彩页有一个醒目且诱人的标题——“肿瘤治疗从此走向新时代”。难怪一个由世界卫生组织支持的国际研究小组要警告说:“目前医学的发展是在全世界创造供应不起的、不公正的医学。”

  我国卫生主管部门也曾指出,过度治疗和不当治疗极大地增加了全民医疗支出,普遍存在着“人生最后一年甚至一个月,花掉一生80%医药费”的状况。商业追求利润的本能、广大群众对医学的误解、医务人员对高科技的盲目崇拜,全方位地增强了过度医疗的吸引力。就像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教授盖博·维奇说的,“过度医疗要挑战它太难,支持它又太容易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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